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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枚硬币而暴露的苏联克格勃“谍王”:全程被“猪队友”坑惨

时间:70-01-01 08:00 来源:

  有部美国电影,叫做《间谍之桥》,导演是大名鼎鼎的斯皮尔伯格,讲了冷战初期,汤姆·汉克斯扮演的男主——纽约律师詹姆斯·多诺万,为落网的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辩护的故事。

  作为美国律师的詹姆斯·多诺万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不惧压力,用尽浑身解数为阿贝尔抗辩;那边,阿贝尔也逐渐开始欣赏起詹姆斯的正直和崇高品质。

  几年后,美军U2高空侦察机在执行机密任务时,被苏联军方击落,美国飞行员弹射跳伞后成了俘虏。

  此时,詹姆斯·多诺万正好受雇于CIA(中情局),作为美方代表团之一,同苏联进行谈判,与苏方交涉换俘条件。

  在影片末尾,换俘地点被选在了连接东西柏林的轻轨铁路桥上。这就是电影名字《间谍之桥》的寓意。

  其实,《间谍之桥》中的美国律师的多诺万、克格勃大佬阿贝尔、U2飞行员鲍尔斯均确有其人,相关情节也基本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电影通过戏剧化的再创造,把冷战的肃杀氛围和人物特色拿捏的相当不错。

  电影原型之一,美国飞行员弗朗西斯· 鲍尔斯。U2作为高空战机,飞行员要穿戴类似于宇航服的连体抗荷服

  毕竟,此电影上映于2015年,历史上的美苏换俘事件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很多亲历者仍然健在,因而在还原历史方面,功课做的很足。

  要说这位鲁道夫·阿贝尔,看照片就是个木讷的老大爷,实际上他老人家可素有“千面人”之称,历来被视作间谍队伍的教科书式人物。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爆发。随后,苏联和德国“友好”的瓜分了波兰,两个原本相距甚远的国家,开始“接壤”。

  此情此景下,大胡子对小胡子的动向异常紧张,派遣了多批次的特工秘密潜入波兰,试图打入纳粹内部。

  一方面,光从“鲁道夫”(Rudolf)这个典型的德意志名字中,也能看得出来,他属于一个德裔苏联人。

  更难得的是,除了德语和俄语这两门“母语”外,阿贝尔还能说波兰语、英语、法语和拉脱维亚语,画画和弹琴方面有一套,颇具艺术气质,同时精通当年非常“潮”的无线电技术,体力和精力也相当过人。

  而且,阿贝尔的政审条件还特别过硬,他老爸曾经是列宁在圣彼得堡职业技术学院的同班同学,一起搞过反沙俄统治的城市暴动。

  在组织的安排下,阿贝尔以德裔波兰侨民的身份去了拉脱维亚,在那里加入了党卫队。随后那是一路开挂,战场上表现英勇,得到了一枚铁十字勋章;平日里还特别善于“表现”,其狂热的纳粹“情怀”,让他颇得上司的赏识和信任。

  在纳粹阵营中潜伏的几年里,虽然阿贝尔军衔不高,但却时常有机会接触到纳粹高层们的机要文件,其中就包括了当年的盖世太保的大Boss、第三帝国驻捷克斯洛伐克总督,海德里希往来柏林的秘密电文。

  1945年4月底,在苏军攻克柏林的隆隆炮声中,阿贝尔全身而退回到了莫斯科。

  然而,阿贝尔的使命并未因此而终止。1946年,阿贝尔接受了去美国“潜伏”的重大使命——获取相关资料,以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

  各种速成训练后,他化名安德烈·卡约蒂斯,抵达加拿大,身份是画家和艺术摄影师。

  在加拿大整整游荡了两年后,1948年11月15日,阿贝尔才拿着美国公民安德烈·卡约蒂斯的护照在纽约港登岸。

  这是考虑到,一方面,需要积累阿贝尔作为卡约蒂斯的身份背景,另外更是要他充分找找当北美人的感觉,以防在随后的潜伏中露出马脚。

  可见苏方对这次潜伏任务的重视,连阿贝尔这样有天赋的特工,也的先“热身”两年才能正式“上岗”。

  虽然阿贝尔是第一次踏上美国本土,但他的言谈举止,要说不像美国人,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不信。

  在阿贝尔非常“熟悉”的纽约,像他这种中年艺术家在大街上一把一把的抓,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更何况,人家阿贝尔在绘画和摄影方面还真有两把刷子,搞起艺术来,也是相当的专业。

  阿贝尔会经常离开纽约出去“旅行”。临走前,他总是对艺术圈的朋友们说,自己要逃避纽约这个“牢笼”,到大自然里去寻找创作灵感。

  很显然,背地里,他不是去见“线人”,就是去视察各个情报活动点,接受手下特工的“汇报”了。顺路忙里偷闲的还真能画出一些艺术品,来用作自己的“采风”成果。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枚爆炸成功,阿贝尔功不可没,被授予红旗勋章。此后,香港六合今日开奖号码。阿贝尔的情报网仍源源不断的向苏联提供着情报,他手下的特工也越来越多。

  195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个名叫詹姆斯·博扎的13岁男孩,在布鲁克林区卖报纸“勤工俭学”。詹姆斯收工的时候,一枚5美分硬币掉下来滚走了,他追上去,用脚踩住,硬币却裂开了,惊讶的发现——里面装着一个微型胶卷。

  随后,FBI检测出胶卷上的数字是用一种苏联生产的西里尔打字机打出来的,但密码专家费尽力气也没能破解,线索就此中断。

  唯一可以断定的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游荡着一个苏联间谍,可能是他一时疏忽,把这枚特殊的硬币花了出去。

  这个特工叫做雷诺·海哈南,是苏联给阿贝尔派来的助手,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还号称自己在芬兰当过特工。经过苏联方面的层层测试,认为此人相貌平平甚至还显得有点傻里傻气,但头脑灵活机敏,心理素质也不错,特别适合长期潜伏美国。于是就把他安排成了阿贝尔的手下,负责接收阿贝尔的指令。

  可笑的是,谁都没想到,这个海哈南是个瘾非常大的酒鬼,清醒的时候,显得很靠谱干练,一旦喝上几口,马上就“现了原形”。而且,那所谓的在芬兰当特工的“履历”,也是他根据道听途说,自己杜撰出来的。

  前面提到的那个微缩胶卷,就是1952年10底,阿贝尔给海哈南下达的第一个指示。可是,被纽约灯红酒绿的世界迷了心窍的海哈南一时喝高了,迷迷糊糊的把这个接头硬币给当零钱给花掉了。

  这枚硬币在纽约周转了8个多月后,1953年7月,落到了卖报男孩手里,终于露了马脚。

  好在,密码还算给力,整个苏联在美国的谍网并没有因这枚硬币的暴露而遭遇破坏。次年,苏联的契卡正式改组为了“响亮”的KGB——克格勃。

  此后的几年里,海哈南在工作中多次失误,还用偷着活动经费去酗酒和招妓。忍无可忍的阿贝尔跟上级结合后,1957年4月,买了张船票,要安排他回苏联。

  在回苏联的船上,海哈南知道自己任务失手和伪造简历的事儿克格勃方面都已经掌握,回去后等着他的,没准就是一辈子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里饥寒交迫的挖矿了。

  于是,在途径法国时,海哈南跑进美国大使馆“叛逃”了,他说自己是一名派驻美国的克格勃,有重要情报要提供。

  然而,看到海哈南傻乎乎的外貌,一副酒鬼的模样,美国人并不怎么相信他,只对他进行了一些常规检测,结果显示海哈南只是一名有自杀倾向的酗酒者,当即要把他赶出去。情急之下,海哈南声称能破译苏联的密码,并从口袋中掏出一枚藏有胶卷的空心硬币。

  这时,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才意识到,立功的机会来了,赶紧把他护送回美国,交给了FBI。

  FBI探员们顿时想到了几年前的空心硬币案,于是拿来4年前的那枚硬币中的胶卷让酒醒后的海哈南破译,结果他真给读出来了。

  虽然海哈南不知道阿贝尔的具体地址,但他供出的情报已足以让FBI们找到阿贝尔。

  面对破门而入的特工,阿贝尔表现的相当镇定,他要求上了个厕所,神不知鬼不觉趁机把随身的微缩胶片冲到下水道里,又很自然的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写着字条的纸屑泼洒上了颜料,暗藏在领带别针的胶片也被弄掉在地板上踩碎。至此,他身上再也没有了直接证据。

  美方只得找了几个反间谍心理专家,力劝阿贝尔合作,他们既以罗森堡夫妇被电刑处死的“案例”相威胁,又以年薪11万美元的合作条件来进行“诱惑”。

  同时,出于表面上的“人权”口号和对苏联方面的忌惮,美政府还是给他指派了一个辩护律师。本想是装装样子就罢了,没成想无意间选到了詹姆斯·多诺万。这就有了开头提及的《间谍之桥》里的相关情节。

  最终,即便阿贝尔心理素质强大,啥都没说,詹姆斯·多诺万也特别卖力气的举证、抗辩,但阿贝尔还是以间谍罪,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了30年徒刑。

  原本,本来阿贝尔以为自己将在监狱里渡过一生了,可是没过几年,他的命运就出现了转机。

  1960年5月1日,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击落。飞行员鲍尔斯弹射跳伞后成了苏军的俘虏。在苏联军方和克格勃的联手恐吓和利诱下,鲍尔斯很快就供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FBI仍然寄希望于阿贝尔最终会与美国合作,因此反对交换。而CIA则迫切的要知道鲍尔斯到底跟苏联“说了什么”,还想搞清楚当年在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苏联人究竟用什么秘密武器和战法击落了世界上飞得最高的侦察机。

  一方面,美国希望借此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同时他们也明白,阿贝尔的信仰非常坚定,让他背叛苏联,说出机密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1962年2月的一个清晨,美苏双方在东西柏林交界处完成了交换。这就是电影《间谍之桥》的结尾。

  据史料记载,跟电影中表现的一样,詹姆斯·多诺万和阿贝尔话别的场面确实感人。不过,临走的时候,一向严肃的阿贝尔还跟多诺万开了个玩笑——“你知道苏联政府每年给我多少吗?100万美元!”

  然后,他从容的穿过东西柏林交界处的白线。苏联同志拥抱了阿贝尔,他们一起走下了桥,坐进汽车,开到一幢不大的房子面前,阿贝尔的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他。

  对于那名“猪队友”雷诺·海哈南的下落,至今仍没有任何官方定论。有小道消息说他被美国政府给“保护”了起来,自此隐姓埋名,从人间蒸发,在1970年代,“意外”死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高速公路上的一场车祸。

  他仍留在苏联的妻子格里蒂纳还曾经给克格勃最高主席写信要过抚恤金。因为,海哈南叛逃的事件,在苏联国内被做了保密处理,格里蒂纳一直被蒙在鼓里,天真的以为自己的男人是在外地执行任务时“失联”了。

  在被克格勃警告后,悲催的格里蒂纳只得安慰儿子,说他的亲爸爸早已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于德国人的枪口下,消失的那个,是他的继父。

  而阿贝尔的那位富有人情味和职业操守的律师,詹姆斯.多诺万,也逐渐由律师转为官方特聘谈判专家。

  在同期的“猪湾事件”中,多诺万带着自己的儿子前往古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了秘密会谈,顺利救出了1000多名被俘的美军士兵,还同卡斯特罗结为了终身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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